难民的是：
“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其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截至2023年6月底，全球共有1.1亿人因迫害、冲突、暴力、侵犯人权行为或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事件而被迫流离失所。
其中3640万为难民（3050万难民属于难民署的管辖范围，594万巴勒斯坦难民属于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管辖范围），还有621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608万寻求庇护者以及560万委内瑞拉难民和其他需要国际保护的人。此外，还有数百万无国籍人士，他们没有公民身份，无法享有教育、医疗服务、就业和行动自由等基本权利。
2023年上半年全球新增的流离失所者中，约90%是由七大流离失所状况造成的，包括在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缅甸、索马里、苏丹和乌克兰等国正在发生和新出现的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
对于难民而言，结束困境的希望越来越渺茫。1990年代，每年平均150万难民能重返家园。过去十年，这个数字减少至38.5万，意味着如今流离失所者的人数远比过去要多。
难民署
数千年来，逃离迫害和冲突的人们始终能在异国获得庇护。联合国帮助难民的机构就是（也称为难民署）。难民署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目的是帮助受二战影响的欧洲流离失所人士。
难民署由大会在1950年12月14日，最初拟定在叁年内完成所有工作，然后解散。次年7月28日，联合国《》通过，成为帮助难民和指导难民署基本工作的法律基础。难民署自此一直开展难民扶持工作，并没有在叁年后解散。
1960年代，非洲非殖民化引发了当地首次难民危机及后续众多危机，需要难民署介入。在之后的二十年里，难民署帮助处理了亚洲及拉丁美洲的多次流离失所危机。上世纪末，非洲出现新的难民问题，巴尔干爆发一连串战事，也重新掀起新一股欧洲难民潮。
难民署驻外业务
难民署总部设立在日内瓦，但是89%的员工在。如今，18000多名员工在135个国家为近5900万难民、回返者、境内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人士提供保护和援助。难民署员工大多部署在亚非国家，这两个洲拥有和产生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很多地方属于偏远地区，员工的工作条件艰苦，并且常常很危险。
截至2023年年中，难民和其他需要国际保护的人员原籍国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叙利亚（650万）、阿富汗（610万）、乌克兰（600万）、委内瑞拉（560万）和南苏丹（220万）。
南森难民奖
难民署颁发给对保护难民、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人士有突出贡献的个人、团体和组织。
南森难民奖设立于1954年，旨在纪念挪威科学家、极地探险家、外交官以及国际联盟首位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弗里德托夫?南森。
1954年第一届南森难民奖得主为埃莉诺?罗斯福，她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首任主席，也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妻子。
至今已有60多个个人、组织和团体因对保护被迫离开家园的人们所付出的杰出贡献和服务而获此殊荣。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2018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了难民问题全球契约。该契约为更可预测和公平的责任分担提供了框架，承认了如果没有国际合作就无法找到针对难民局势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四个主要目标是：
- 减轻对东道国的压力；
- 加强难民自力更生能力；
- 扩大通过第叁国解决难民问题的途径；
- 支持难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原籍国。
2023年是为支持切实落实上述四个目标而举办的活动，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难民问题国际会议。会议已促成了1600多项支持难民及其收容社区的承诺，其中包括43项由政府牵头的多合作伙伴共同承诺。
各国政府和其他行为体宣布了约22亿美元的新财政承诺，其中约2.5亿美元来自私营部门。这些成果为全世界3600多万流离失所的难民带来了希望。
近东救济工程处
1949年，联合国大会（近东救济工程处），为在中东地区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服务。该工程处于1950年刚开始运行时，负责帮助75万巴勒斯坦难民。
如今，约有有资格获得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直接服务，包括中小学教育、医疗、救济和社会服务、难民营基础设施与改善、小额信贷和紧急援助。这些难民分布在该工程处的五大行动区域，即加沙地带、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
近东救济工程处任务
1951年《》对难民的定义与联合国大会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定义相互补充。
对近东救济工程处而言，“巴勒斯坦难民”指的是1946年6月1日至1948年5月15日间常居巴勒斯坦的人以及因为1948年冲突而失去家园和生计的人。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后代可以在近东救济工程处进行登记，从而在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行动区域获取服务。
联合国会员国通过大会责成近东救济工程处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和保护，直至找到公正且持久的政治解决办法，从而应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困境。
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余波
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后，以色列在加沙采取了军事行动予以反击，目前加沙已有100多万境内流离失所者，60%以上的住房单元被摧毁或部分损坏，导致人们难以返回家园。
在以色列指控近东救济工程处12名工作人员参与了此次袭击之后，秘书长展开了调查。因为这些指控，一些会员国决定暂停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之后联合国系统最高级别人道主义协调论坛负责人发表，警告称“暂停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将给加沙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难民的后代仍保留难民身份
根据国际法和家庭团聚原则，在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之前，难民的后代也被视为难民。基于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和难民署承认难民的后代仍为难民，这一做法已被国际社会（包括捐助方和难民收容国）广泛接受。
巴勒斯坦难民局势与其他旷日持久的难民局势类似，例如来自阿富汗或索马里的难民，难民署承认几代人的难民身份并给予他们支持。之所以出现旷日持久的难民局势，是因为未能找到解决根本政治危机的政治办法。
为难民营提供支持
经常被派去保护难民赖以生存的营地。当难民没有粮食、水和卫生设备等基本必需品时，联合国大家庭为他们提供。这些支持大多由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机构提供。通过“组群方式”将联合国系统内外所有主要的人道主义机构聚集在一起，相互协调行动。
难民署是负责保护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主导机构，与相互合作，负责协调和管理难民营。难民署还和合作，共同负责提供应急住所。
难民署于1954年和1981年两次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流离失所
在21世纪，除了迫害和冲突，自然灾害（有时由气候变化引起）也会迫使人们迁徙到其他国家寻求庇护。洪水、地震、飓风、泥石流等灾害发生的频率正在增加，强度也变得更大。尽管这些事件造成的流离失所大多发生在国内，但是也会导致人们逃离本国。然而，目前还没有一个难民法律文书能够明确解决这些人的困境。
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比较缓慢，由此导致的流离失所也多发生在国内。但是气候变化会加速干旱、荒漠化、地下水和土壤盐碱化以及海平面上升，因气候变化引起的流离失所最终也会变成跨越国界的问题。
其他人为灾害，比如严重的社会经济剥夺等，也会导致人们逃离本国。尽管有些人可能是为了逃离迫害，但是大多人离开是因为他们没有留下来的意义。根据1951年《公约》，人们通常无法仅以缺少食物、水、教育、医疗和生计为理由申请难民资格。然而，其中一些人可能需要某种形式的保护。
冲突、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国际人道主义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气候变化与冲突
越来越多的人被迫逃离迫害、暴力以及与气候变化和灾害相关的侵犯人权行为，寻求国际保护。
2022年，84%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逃离了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而2010年这一比例仅为61%。为这些难民找到长期性解决办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2020年，只有1%的难民能够重返家园，这一趋势令人担忧，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使他们在原籍国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进一步恶化。
此外，相当一部分被迫流离失所的无国籍人士目前生活在全世界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环境之中。这些人及其收容社区缺乏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所需的资源和能力。
由于现存的文化规范以及被赋予的角色和责任，妇女、女童和其他有特殊需求的群体往往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大，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负担。
活动
大会宣布，每年的6月20日为世界难民日。
2016年9月19日，大会举办了一次，应对难民和移民的大规模流动，目的是以一种更加人道和协调的办法将所有国家聚拢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