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纪事》的编辑邀请我为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撰写一篇文章。我同意了，因为自联合国成立伊始，它就因其使命、代表性及被赋予的期望而独树一帜。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里，联合国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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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想起自己在1988年12月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当时，我们为化解全球对抗，结束冷战而做出的努力正初显实效。当时，一切已准备就绪，联合国将实现其使命，为各会员国提供一个真诚合作的平台，共同致力于追求持久和平、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寻求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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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理事国多年来首次达成共识，就采取有效协调的行动取得一致意见，因此能够应对伊拉克政权入侵科威特后造成的问题。此外，联合国还积极参与解决其他地区冲突，即使是中东地区的长期对峙问题也不再显得难以化解。如今，国际社会及其世界性组织将它们的关注点转向诸如环境危机、贫困以及发展滞后等全球性挑战。这些问题关系着数亿人口乃至整个人类本身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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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如今距离实现当年所有期望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毋庸置疑，联合国多年来成就显着，多次展现了其存在对于会员国及全世界人民的必要性。2000年，联合国各会员国倡议并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旨在推动会员国关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而提高全世界上百万人口的生活质量、使他们享受体面生活和享有一定尊严。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还就此事制定了具体目标。尽管结果还有待观察，而且显然并非所有目标都已达成，这个项目还是极具建设性。贫困正逐渐削减，上百万人口获得享有教育、医疗保健、清洁饮用水和公共卫生设施的机会。我很高兴国际绿十字会（我参与了其创立并积极投身其中）能为这个伟大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贡献将继续下去并会更加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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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满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现状，相反我们有充分理由对已发生和持续发生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持批判的态度。已故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呼吁建立一个更为稳定、公正和人道的真正的世界新秩序，但是，我们看到了不确定性的升级，见证了种种乱象不断加剧，甚至超出了全球治理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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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职能及其声望因此受到了削弱。在寻求解决有挑战性的安全威胁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解决前南斯拉夫及中东地区事务时，联合国被排除在外，这使其影响力大受影响。会员国的单边行动与联合国作为世界性组织的本质相违背。近年来，一些事件已表明这样的政策不仅危险，而且对于每一方，包括其拥护者，都会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单边主义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会使事态恶化并造成新的问题，常常是更为严重和危险的问题。然而，似乎并非所有国家都从这些惨痛的进程中吸取了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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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半中，国际社会遭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大国间缺乏互信，其中包括那些根据《联合国宪章》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富有特殊职责的国家。许多理应为国际关系奠定基础的基本原则遭到公然违抗，如开展对话，尊重共同利益，进行和解以及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与冲突。我们自然无法期望联合国在如此环境之下有效履行其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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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我担心的是，大国间就乌克兰危机产生的分歧，已使各方在许多全球性重大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陷入停顿。高层接触几乎消失，仅有的接触也如“聋子间的对话”。这种情形越发让人回想起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状况，当时各国领导人间避不相见，世界因此滑向危险的深渊。各方应表现出打破这一僵局的政治意愿，重塑各方信心，恢复正常交流，这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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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回到原则问题上来，重中之重便是要禁止核武器的使用。近年来，在核大国所采用的军事学说和概念中，有一些话语相比1985年美苏联合声明呈现倒退迹象，当时两国强调不容许爆发核战争。我坚信，或许安理会必须发表另一个声明，重申“永远不打那种谁也不能获胜的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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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我呼吁两国领导人进行会晤，就整个全球议程进行商讨，回顾所有问题并制定一合作框架以解决这些问题。即便双方在某个地区冲突问题上存在分歧，哪怕冲突极为严重，国际事务的进程也不允许被完全破坏。我坚信安理会的其他常任理事国会积极促进双方开启有意义的对话，明确共同利益，从而引导国际政治走向合作而非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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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当今很多事态的发展取决于领袖的作用。 领袖若能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消除长期存在的分歧，包括主观不满，那么就有可能打破僵局。三十年前，我们力图在更为严峻的环境下完成同样的事情。当时的政治僵局显得难以破解，核武器库存数量也远比现在要多。如今，我们不必恐慌，也不必屈服于悲观主义。用形象的话来说，我们能让笼罩于联合国总部上方的天空的阴霾消失，以及为这个世界性组织完成其使命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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