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特别顾问,塞尔温·哈特现负责带头推动全球提振气候雄心。在本次采访中,他谈到发达国家迫切需要为气候适应提供资金,帮助面临最严重气候变化后果的国家拯救生命,保护生计。采访内容已经过编辑,以保证内容清晰且长度得当。

 

 

 

对于气候行动,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一件事是什么?

  留给我们阻止气候变化最坏影响的机会窗口非常短暂。气候行动不是一件可以推迟10年、20年或30年的事情。我们必须立即采取紧急而雄心勃勃的行动。

 

我们是否应对最近的气专委报告感到灰心?

  这份报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大幅削减排放,那么世界就会走上一条灾难性的道路。但该报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希望。它告诉我们,在未来十年中,如果我们将排放量减少至目前水平的一半,就能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情况出现。

  好在我们有金融工具和技术的助力。例如,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已大幅下降,份额也已增加了叁倍。为了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以内,我们需要在未来十年将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再增加叁倍。此外,更大的益处体现在能源安全的提升。与其依赖国外不稳定的能源供应,各国可集中使用太阳能和风能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气候适应的含义是什么?

  适应性可以拯救和保护生命和生计。它为民众、社区和公司建立起对日益频繁和强烈的气候变化影响的抵御能力。例如,一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针对海平面上升建立海岸保护,并确保基建能够承受更强的风暴。一个面临日益干旱的国家需要对早期预警系统进行投资,使农民和当地社区做好准备,并确保水资源储备充足。

 

为什么我们需要扩大适应性?

  因为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愈发严重,造成生命损失和经济破坏,在贫穷和脆弱国家尤其如此。如果未能扩大适应性,则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生命损失和经济破坏。去年,有3000万人因气候相关灾害而流离失所,比因暴力和冲突受灾的人数多出叁倍。由此可见,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重大的全球威胁。

  在对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中,发达国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资金,并保证缓释性资金和适应性资金保持均衡。然而,适应性资金仅占气候融资总额的四分之一。这并不均衡,这就是为什么秘书长一直呼吁捐助国和多边开发银行将该份额提高到至少50%。&苍产蝉辫;

 

适应性融资为何滞后?

  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政治意愿。如果各国认真履行这一承诺,只需大笔一挥就可以了。到目前为止,有叁个国家已经站了出来,分别是丹麦、荷兰和瑞典。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也能这样做。

  另一个问题在于获得气候融资的手续繁复,必须大幅简化,同时不能影响适应性和抗灾能力项目的质量及完整性。此外,资金的获得资格基于人均收入。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他脆弱国家被翱贰颁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列为中等收入国家。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获得赠款和优惠的气候融资来对抗灾能力建设进行投资。我们认为这是极为短视的。

 

后果是什么?

  2019年,我在飓风“多利安”过境巴哈马后访问了当地。那是我经历过的最痛心的事之一。整座岛屿如遭遇了炸弹空袭一般。我还从未见过那样的破坏。

  我当时问,如果这个国家有机会获得资源加强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不管它被经合组织归为哪一类,那些资源是否会带来一些改变?是否能够挽救当地的生命和生计?国际社会必须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让各国获得赠款和优惠融资,在灾害发生前对抗灾能力进行投资,要比等它们被摧毁后,国际社会不得不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要好。留给我们做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为什么气候适应融资关乎公正问题?

  处于气候危机前线的国家,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和其他脆弱国家,对气候危机的贡献绝对最小。然而,他们却面临着与贡献不成比例的影响。例如,非洲的变暖速度比全球平均水平快得多,干旱、饥荒和极端洪灾的持续时间也更长。

  这些前线国家确实需要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尽早进行这些投资有明显的商业必要性,同时也是道义上的需要。坦率地说,经过30年的气候问题多边谈判,《巴黎协定》签署6年之后,适应性融资仍不均衡,这是不能接受的。在格拉斯哥,我们希望得到的明确信息是,将不遗余力地履行在巴黎做出的承诺。

 

是否需要更加强调整个经济体和社会的适应性,而非只关注个体项目?

  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发展中国家在更加严峻的气候条件下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加强规划。但是,考虑到所面临挑战的紧迫性,我们需要同时对适应性和抗灾能力进行投资。

  许多发展中国家已在其国家气候计划中纳入了适应性规划。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本国的中长期发展计划中制定了国家适应性和抗灾计划。他们正在制定贯穿能源、交通、农业、渔业等方面的适应性规划。但资金问题仍是需要面对的挑战。因此,必须将适应性全面纳入,同时在国际层面需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来支持这些国家。

 

需要第一个采取行动同时减排量最大的是哪个国家?

  秘书长不断呼吁骋20(二十国集团)国家发挥领导作用。这些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80%。没有他们的强有力的领导,我们就不可能走上1.5℃限温的道路。然而,骋20国家又各不相同。你不能对美国和印度抱有同样的期望。美国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而且是史上最大的排放国。印度的排放量正在增长,但它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人处于贫困之中。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它还需要考虑发展问题。

  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国际社会需要做的是支持更经济实惠的替代品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亚太地区拥有全球94%的输煤管道。要保持1.5℃限温目标的实现,最重要的就是要迅速淘汰煤炭。亚太地区需要援助,方可转向清洁能源之路。正如我之前所说,实现目标所需的技术是存在的。

  正如秘书长所言,新兴经济体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巴黎协定》中提到,将在需要时提供援助。但是,人们仍然期望发达世界可以发挥领导作用,当然,我们都认识到,在保持1.5℃的全球努力中人人有责。

 

气候变化问题并不简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去?

  我一开始是巴巴多斯的气候谈判代表,然后是加勒比地区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联盟的谈判代表。我很早就认识到的一点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实际上是向全球发出警报,即气候变化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将影响每个人。这些国家确实是多边进程的良知所在。

  对我们来说,把一些最雄心勃勃的建议放在桌面上讨论让人望而却步,这些建议在一开始就被驳回了。2009年,当我们首次呼吁实现1.5℃限温目标时,只有最不发达国家支持我们。那时,像欧盟和美国这样的主要经济体关注的是2℃,但我们知道,2℃将会使我们的一些成员从地球上消失。我记得有一场异常艰难的会议上,我们最终表示,与其接受2℃的目标,还不如直接离席。  

  情况已发生改变;1.5℃已成为全球目标。但是,还有很多事情尚未改变。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对我来说,气候是个人的事。我有很多同事和朋友仍生活在这些岛屿上。我们并肩作战,捍卫民众的利益。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曾经,我们觉得似乎应该放弃,但后来我们不断被提醒自己在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坦率地说,这就是继续鼓舞和激励我的原因。这不是对于我个人的事,而是对于那些永远不会进入会议室、永远不会参加气候谈判的人们的事,但他们的未来正由其他人的行动决定。

  我们不能放弃这场战斗。它的确令人生畏,前路会有挫折,但我们必须继续前行。

 

你对COP26有何期望?

  格拉斯哥大会确实需要以一种非常可信的方式保持1.5℃的目标。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各国的承诺汇总起来还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不能关闭1.5℃限温目标的窗口。

  在适应性和抗灾能力方面,发达国家需要站出来,支持将适应融资比例提至50%的呼吁。格拉斯哥大会必须成为世界开始认真对待适应性和抗灾能力的时刻。我已经多次看到,脆弱的国家被当作气候脆弱性的象征。但是,如果没有非常具体的行动来支持,团结停留在口头或书面是绝对没有意义的。

  最后一点是,我们需要继续寻找方法,让年轻人参与气候变化相关讨论和决策。我听到了他们沮丧的声音。他们没有错。我们花了太长时间来采取行动,现在负担落在他们的肩上。我希望我们能在格拉斯哥大会上及会后听到年轻人的声音。不仅如此,我们必须确保在对他们的未来做出重要决定时,他们能有一席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