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大屠杀纪念仪式，是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的纪念活动。这一庄严的仪式在大会堂举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向国际社会表明这场种族灭绝绝不能被忽视。今年，大屠杀与联合国宣传方案将探讨受害者对家和归属感的看法经历了什么改变。当今世界有1亿多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因此这个主题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我很荣幸应邀在2023年1月27日的年度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玛丽亚?埃尔斯纳 (Maria Elsner) 和她的母亲以及姐姐从她们曾经当过奴隶劳工的奥地利施特拉斯霍夫步行和跳火车回到了匈牙利的家乡。当时，她们确信埃尔斯纳先生还在人世。“父亲不在了，整个房子都空荡荡的，”玛丽亚回忆道。“没有床，没有桌子，没有椅子，什么都没有……我们回家的感觉可谓……这就是我们的家，母亲所面对的是生活的废墟。我们曾想象着，当我们回到家，就能回到过去的生活。而过去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一无所有。”1
大屠杀幸存者属于谁，属于哪里？在整个纳粹时代，犹太人一直盼望着与家人团聚。他们认为，等到第叁帝国垮台，他们就能重归社会，重新过上稳定的生活。他们发现，他们想错了。他们真的一无所有。他们的痛苦并没有结束，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着。
玛丽亚?埃尔斯纳回家与父亲团圆的希望破灭了。当列娜?杰瓦布 (Lena Jedwab) 回到祖国波兰时，她已经不抱这样的希望了。列娜出生于比亚韦斯托克，这座城市1939年被苏联占领后，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时，她在少先队夏令营担任辅导员，该夏令营后来撤离到乌德穆尔特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她在日记中吐露，她的日子是“在无尽的悲伤和对家的渴望中”度过的。“难道集体宿舍里的一张小床就是她的家吗？”她惊呼道。“不！我的家就在那里，在前线的另一边，在比亚韦斯托克！”2
她调整着，适应着，很顺从。但她仍然感到十分孤独。“没有人担心我，没有人在乎我。”她在1943年9月这么写道，充满了哀伤。“我再也没有家了。”3
比亚韦斯托克解放后，列娜立即写信给故乡的家人，却得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1944年9月6日，等待的痛苦以更大的痛苦结束：我寄给比亚韦斯托克的许多信都被退了回来，信封上注明找不到收件人。显而易见，他们都死了。”由于家乡已经没有任何人在等着她，列娜一直留在苏联，直到针对犹太人的攻击迫使她前往罗兹，希望在那里找到安身之地。在那里也没有找到安身之地，她便又逃走了。1948年8月，她偷偷越过波兰边境，前往巴黎。4
幸存者面临着经济挑战和情绪困扰。汉娜-露特?克洛普施托克 (Hanna-Ruth Klopstock) 是一名被送到法国避难的德裔犹太儿童，她的处境反映了许多欧洲犹太人的战后经济状况，这样的状况不利于他们建立家庭或归属感。作为家里的唯一幸存者，战后汉娜-露特留在了法国。1946年怀孕后，她在一家犹太孤儿院找到了一份工作，挣钱抚养她的孩子吉塞拉 (Gisela)。1954年，汉娜-露特写道：“可悲的是，在我所处的环境下，生活并不会更轻松……谁能在1944年（解放时）想到1954年会是这个样子的？”她付不起房租，便把公寓里的一间小房间转租出去。5两年后，汉娜-露特在一所职业学校当厨师，被迫与吉塞拉分开居住。“我们仍然没有家，我的孩子待在巴黎附近的一家孤儿院里。”她们母女每周日见一次面。6
汉娜-露特的困境并非孤例。1940年，在中，约有8000人熬到战争结束。那些适工年龄以上的人一无所有：没有衣服、床单、个人财产，更没有住房。那些在德国入侵时拥有公寓或别墅的人，在1945年提出了房屋收回请求，但都被拒绝，战后长期居无定所，只能住在酒店，这通常要花费他们微薄收入的一半之多。此外，许多难民在逐渐变老，脸上刻着他们所历经的风霜，也刻着法国政府的背叛。他们不会索求应得的救济，因为担心靠公共资金生活会被驱逐出境。7
逃到大不列颠的犹太人也不好过。虽然他们没有受到迫害，且大多数人已经入英国籍，拥有稳定的法律地位。然而，他们仍遭到边缘化。英国德裔犹太难民社区的一位领导在1955年表示，“尽管大多数人都有工作，但按他们的收入，还是存不下来钱。”他们在德国的储蓄全都丢了，而英国的工资也不够弥补他们的损失。“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敢想退休之后的生活，他们害怕有一天……身体出现问题，他们就要被迫放弃自己的职位。”8就像世界各地的幸存者一样，他们几乎没有家人可以求助，那种基本的互助和关怀网络早已被摧毁。
年长的幸存者丢掉了工作，而许多年轻人则对战后的机会感到失望。玛丽安卡?扎迪科夫 (Marianka Zadikow) 的经历很有代表性。玛丽安卡和她的父母被驱逐到，她父亲死在那里，她和母亲则活着回到了布拉格。家庭、犹太社区和民族身份都被摧毁了。“1945年，我差点自杀。那时战争结束了，但在布拉格，只能看到一个个空荡荡的窗口，它们的主人都已经死掉了。”9
1947年，玛丽安卡作为流离失所者去到了美国。她希望接受教育，但“我再也没有机会上学了。”她结婚了，生了两个女儿。她的家庭生活很充实。尽管如此，她说，“我们有些人知道，如果没有曾经的那些经历，我们会生活得更好。”她和她的丈夫有一个养鸡场。“我只和鸡打交道，17年来，没有和一个人打过交道，从来没有。”丈夫去世后，曾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生火和打扫厕所的玛丽安卡在公立学校当保管员。“在接下来的11年里，我没有任何人际关系，因为我负责打扫教室和浴室、处理垃圾，工作完全与人无关。”
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丝毫没有乐观的成分。他们幸存了下来，继续生活，努力谋生，与此同时，他们失去了家园、语言、家庭、根和归属感。他们的历史彰显了他们的韧性和适应力，但也充满了失落和孤独。建设性的生活。有距离的生活。飘零无依。
注释
1玛丽亚?恩贝尔，口述历史，巴黎，1987年5月28-31日。
2列娜?杰瓦布?罗森伯格，《有两种风景的女童：列娜?杰瓦布的战时日记》，1941-1945年（纽约和伦敦：贬辞濒尘别蝉&补尘辫;惭别颈别谤出版社，2002年）。
3同上。
4同上。
5 [Letter # 368b]汉娜-露特?克洛普斯托克致伊丽莎白?卢兹的信，1954年8月24日，合集作者。[第368b号信件]
6[Letter # 370]汉娜-露特?克洛普施托克致伊丽莎白?卢兹的信，1954年12月7日，合集作者。[第370号信件]
7颁.尝.朗，“在法国的第二次起步”，载于由英国犹太难民协会编辑的《离散与重新安置：来自中欧的犹太人的故事》（伦敦：英国犹太难民协会，1955年）。
8沃纳?罗森斯托克，“在大陆之间”，《离散与重新安置》。
9玛丽安卡?梅-扎迪科夫，口述历史，纽约州新帕尔茨，2000年11月8-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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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师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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