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20”谈判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开始，很明显，我们再也无法单独解决近年来不断积累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失衡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是各国能够独自解决的。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快速增长，资金流动强劲、商品价格维持在高位，但因此带来的收入分配并不均衡，许多更为贫困的国家和社区，其在面对冲击和逆转时，其经济仍然脆弱。因此，在经济增长缓慢，收入再分配体制偏向1%高收入人群，私人债务激增，人们在进行某种程度的道德反省的同时，对社会契约脆弱性的关切与日剧增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危机乘虚而入。
众所周知，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比千年发展目标有更高的普适性和包容性，以解决范围更为广泛社会经济差异问题，这些差异恰恰是不平等滋生的温床。
不平等的程度
和30年前相比，存在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国家以惊人的数量猛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大多数成员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此外，贫富不均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尤其是在不平等水平原本就居高不下的国家，例如，美国。其他一些传统上更为主张平等的国家，例如，德国、丹麦和瑞士，也目睹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经济学家一直将全球化和收入趋同联系起来，国家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体现了富裕国家经济增速放缓，而中国和印度经济先后持续快速增长的现象。但是，这一趋势并不像很多人最初预计的那样稳定（《经济学人为你讲解》，2014年）。此外，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的井喷式经济增长，导致其不平等水平节节攀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发达国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全面归纳这些国内和国际不平等趋势并非易事，但总体而言，有些估计显示，全球基尼系数在过去20年间略有下降（雷克纳和米兰诺维克，2013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发达国家工薪阶层的工资缩水了。即便如此，目前，除了几个严重不平等的国家之外，国际不平等仍然比国内不平等更为显着。弄清不平等的种种相关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是分析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这也正是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核心所在。
不平等为什么是个问题？
很明显，不平等会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并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平等也会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与自由贸易、低政府腐败、吸引外国投资或者减少外债相比，增进收入平等能够更为有效地提升国家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伯格和奥斯特里，2011年）。一部专门探讨不平等的加剧与经济动荡和危机之间关系的着作（波多和迈斯纳，2012年）指出，不受监管的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在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权重越大，这种联系就越密切。
不平等会对实现联合国大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制定的首要经济目标造成阻碍，例如消除极端贫困、人人拥有体面工作和转变经济结构。汤玛斯·皮凯蒂在最近一项开创性研究中指出，不平等不是命运和几率的问题，而是可以靠政策和改革逆转的。虽然国家和地区决策者承担提出解决方案的主要责任，但是国际层面的集体行动和共同措施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也应发挥重要作用。
可持续发展目标10：到2030年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开放工作组针对不平等提出了一项目标，包括七个具体目标，并建议通过三种方式对其加以落实。第一个具体目标呼吁让最底层 40%人口的收入以高于全国平均数的比例增长；第二个目标要求增强所有人的社会、经济权能，不论其种族、族裔或经济地位；第三个目标呼吁为确保平等机会和减少结果的不平等，包括取消歧视性法律、政策和做法，并在这方面促进适当的立法、政策和行动；其它四个具体目标主要关注逐步制定实现更大平等的政策，包括对全球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监测，加强实施这方面的监管措施；促进人们有序、安全、正常和负责的移徙和流动的政策；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的治理系统中享有平等的代表权和发言权。
工作组提出的执行方法比较模糊，难以量化和制定衡量降低不平等所取得进步的指标，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工作组提出的执行方法包括：1) 坚持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原则；2) 向最需要帮助的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提供直接官方发展援助、鼓励资金流动，包括外国直接投资；3) 将移徙者汇款手续费降至 5%以下。
我们能在2030年之前实现这个目标吗？
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10”和“目标17”的具体目标及实施方法能否减少不平等，取决于引导和监控进步的指标是否有效、促进区域和国际合作使全球体系回归平衡的政治意愿是否强烈以及政策连贯性能否得到加强。
解决国内不平等问题需要各国在国家一级颁布针对本国量身定制的一系列旨在提高所有人尤其是最底层人口的收入的政策组合。就业和工资是两个最重要的可变因素。创造就业仍然是唯一可确保持续消除贫困的方法，尤其是在劳动力快速增长的国家。但是，提高工资水平是扩大内需的必要因素，因而日益被视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贸发会议，2013年）。因此，国家应开展基础设施和生产力建设，推动经济发展的多元化，逐渐摆脱对商品的依赖在更为复杂的工业活动方面取得某种程度的进展，而这一点以相应的产业政策为依托。
应对国际经济体系中出现失衡现象，需要在全球金融、投资、贸易及货币和财政系统领域开展改革，以减少经济波动。打击避税和逃税的国际公约可防止利用税收竞争及避税港以逃避财政责任的行为，有助于确保建设包容、可持续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长期投资项目获得保证充足的资金。通过避税港避掉的税收占家庭金融净财产的8%至15%，致使每年损失1900亿美元至2900亿美元的公共财政收入，其中有一半是发生于发展中国家，此外，通过滥用“转移定价”和“资本弱化”向低税或无税辖区转移会计利润，每年造成1600亿美元的损失。强制执行“采掘业透明倡议”，并拓宽该倡议的使用范围也有助于各国更好利用国内资源。
虽然全球改革进程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通过建立替代性规则和机构可在金融震荡发生时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从而加强区域稳定性，但是上述措施需要大规模的能力建设、南南合作和叁方合作，以及一定的财政合作空间。比如，中国的成功是基于选择性资本控制，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稳定汇率的积极的货币政策，以及一系列积极的产业政策，而不是只关注骋顿笔的增长（鲍狈颁罢础顿，2013年）。
最后，我们应制定一个能够体现所有发展模式并确保各个目标之间的政策一致性性的综合性政策框架，确保各项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之间的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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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不平等和不可持续增长：是硬币的两面吗？》，作者：博格、安德鲁·骋和乔纳森·大卫·欧斯德利（2011年）。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讨论笔记厂顿狈/11/08（4月8日）。详见：。
《不平等会引发金融危机吗？》，作者：波多、迈克尔和克里斯托弗·惭·迈斯纳（2012年3月24日），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政策门户网站。详见：. org/article/does-inequality-lead-financial-crisis
《为什么全球化不能减少贫困国家的不平等》，作者：C.W. （2014年9月2日），《经济学人》。详见： economist-explains-0
《全球收入分配：从柏林墙的倒塌到大萧条》，卷1，政策研究工作报告，第6719期。作者：雷克纳，克里斯托弗和布兰科·米兰诺维克（2013年）。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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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国际生产和发展的不平等模式》，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2011年）， Sales No. E.11.ii.D. 2..详见：http:// 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1_en.pdf。
《南南合作角度的贸易金融和地区金融机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2012年）。详见：。
《增长和消除贫困：为什么要解决不平等问题》，2015年后政策摘要，第2章，2013年11月，纽约和日内瓦。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2013年），详见：。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2014年），第61届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董事会网站。详见：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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