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领导人已经以实际行动表明，如果共同努力应对最艰巨的挑战，他们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2015年，他们通过了《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全球气候变化协议》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从而制定了宏大的变革议程和时间表。

我们应该通过2016年5月举行的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以及此后的其他契机，抓住这一历史性势头，确保世界上最脆弱群体的权利和需求指引我们的政治、行为和金融决策。

我们面临着极大的迫切性：如果当前的人口和冲突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包括复杂、旷日持久且重现风险高的冲突、规模达到历史新高的被迫流离失所问题、城市化的冲突和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问题等等，则需求和响应之间的差距只会不断扩大。

我们的出发点应是通过降低脆弱性和管理风险，从根本上转变方法，从危机应对转变为危机预防。首先，领导人必须更加积极地寻求结束流血和痛苦的政治解决方案。我们必须将解决冲突作为最优先的事项。

此外，我们必须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包含的宏伟承诺付诸实践：“不让任何人掉队”，为此，我们首先帮助落在最后的人。这要求我们调整对于脆弱性和危机的理解和应对方法。

我们集体制订和平与安全、发展、人道主义行动和人权问题决策时，必须以1.25亿生活极其脆弱的人为中心。我们必须打破我们的体制壁垒来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甚至在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地方也不例外。这要求我们改变开展活动的方式，包括联合国及各个联合国机构、基金和计划的行为方式。

要按照原则确保人道主义需求得到满足，我们就必须从现在开始，以更大的决心降低风险和脆弱性。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体应利用各自的相对优势，努力取得集体成果。我们需要打破藩篱，不要各自单独履行机构职能。

要从源头上降低脆弱性，需要捐助方和投资者将资助对象从追求短期目标的单独项目转变为持续数年的长期性集体成果项目。如果我们以降低脆弱性和风险作为衡量成功的指标，并与当地行为体紧密合作，确保是在支持他们而非取代他们，我们才能取得进展。

此外，我们必须扩大资源基础，实现资源基础多样化，在传统的工具外引入更多创意融资工具，如风险保险和以风险分析为基础的现金支付工具。

这就是我呼吁采取人道主义筹资问题高级别小组建议的措施的原因，建议的措施即“大交换”。采取该措施，捐助者的供资将更为灵活，伙伴在使用有限的人道主义资金时将更加透明，体现更高的责任感。

上述这些及其他一些变革，将让我们走出舒适区，踏入未知的领域。

但事实上，随着需求不断增加，我们的应对能力越发不足，我们已经身处未知领域。我们也已发现人道主义援助的旧模式存在缺陷，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利用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产生的势头，打造一个符合当前形势的新模式。

我们必须迎接挑战，不能一切照旧。我们拥有强大的支持和充沛的力量，能够应对最艰巨的挑战、拯救生命、保护人民、帮助他们生存并实现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