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大流行病使纽约市陷入停滞，联合国口译员也遇到了大麻烦：他们无法进入口译厢使用同传设备。但是，他们积极应对挑战，探索为多边会议提供服务的新方法，包括在家工作。
联合国口译员提供六种联合国正式语文的同声传译服务，包括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而2019冠状病毒病的暴发给他们本就艰巨的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这篇报道以及远程拍摄的联合国图片，记录了这些专业人士如何应对新挑战。
在素有“大苹果”之称的纽约因此次大流行病陷入封锁之前，俄文口译科科长康斯坦丁?奥尔洛夫于3月13日星期五在联合国总部完成了最后一次面对面会议的口译服务。他说，在随后的星期一，即3月16日，“我们所有人就开始远程办公了”。
法文口译科科长韦罗妮克?旺德冈说：“由于意外情况，我们只能待在公寓里面，开始思考如何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为多种语文的使用做出贡献。但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只要有适当的设备、测试和培训，我们就可以调整工作模式，进行远程口译。”
按当地的卫生要求，联合国总部已对公众关闭，并取消了面对面会议。作为替代方案，会员国在没有口译服务的情况下进行虚拟会议。联合国秘书处正在准备分阶段让工作人员返回联合国办公室。第一阶段定于7月20日开始，但在第一阶段，代表们可能仍需在网上开会。
当前，该计划的第一阶段尚未开始，联合国口译员正在一个特别工作组的指导下，尝试不同的远程口译模式。该工作组旨在寻找提供联合国口译服务的新方法。
西班牙文口译科高级口译员阿德里安·德尔加多表示：“目前，会议都是以一种工作语文进行的。我们正在努力恢复多语言会议，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德尔加多先生强调说，使用多种语文有助于政府间谈判，而政府间谈判是“联合国的心脏和灵魂”。
旺德冈女士解释说，发言人用母语可以更好地表达想法。“发言人非常重视传达所有细节，这是国际外交的本质特点。会员国希望口译员回到口译厢，尽管是虚拟的口译厢，这说明了使用多种语文的重要性。”
口译员和代表面临的未知领域
对于联合国口译员来说，居家工作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在家里找到合适的工作空间是一大挑战。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家里的任何空间也无法与封闭的口译厢相提并论。在口译厢里，口译员可以高度集中注意力，满足工作需求。
旺德冈女士说：“起初，我把孩子和丈夫都赶出了公寓，这样我就腾出了工作空间，营造出我需要的安静环境。但这个方法不可持续。现在，我会对我的两个孩子连哄带骗，让他们在妈妈工作的时候尽可能保持安静。”
她表示，孩子、宠物和叽叽喳喳的鸟儿能让家庭生活更加美好，但对虚拟的口译厢而言却一点都不美好。她还补充说，她在远程会议中还听见了与会代表的孩子的声音，于是她就松了一口气。“我们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
对于中文口译科科长张绮云来说，新的工作方式并没有那么艰难。“幸运的是，我的孩子都成年了，他们不和我一起生活。”她在书房工作，环境安静又舒适。
阿拉伯文口译科科长拉娜?伊亚德将家里的客房改成了一间办公室。她特别买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还在墙上钻了一个孔，拉了一根以太网电缆，从路由器连接到客房的笔记本电脑上。
英文口译科的口译员马丁?皮克尔斯在餐桌上工作，他说这是因为“餐桌非常适合放置调制解调器，还有足够大的空间可以摊开纸张和文件。”
奥尔洛夫先生非常庆幸拥有一处宽敞的房子。他最喜欢那间朝北的房间，微风吹拂，墙上挂着儿子小时候画的画。
德尔加多先生现在正改装他的小卧室，用作“家庭口译厢”。
干扰和声音质量
无论如何，口译员都面临着各种干扰，例如邻居发出的噪音、快递、来电铃声和河面上呼啸的风声。超市采购、做饭、洗碗和其他家务活都已列入他们的工作计划表。
另一个挑战是获得合适的设备，包括硬件和软件，并确保互联网连接顺畅。这不仅对口译员十分重要，对于代表也特别重要。为了准确传达信息，在任何虚拟会议中发言的人都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口译员强调，口译的质量与原声的质量相关。如果发言人没有合适的麦克风，或讲话很快且背景里有孩子的玩耍声，那么，即使是最好的口译员也无法译出最佳的效果。
伊亚德女士说：“发言人的声音必须清晰，用词都能听清楚。你肯定不希望口译员混淆英文‘肠补苍’和‘肠补苍’迟’。”
口译员认为，他们这个职业的容错率很小。他们希望会员国能够理解，尽管口译员在努力完善新的工作制度，线上为会议提供服务将永远无法像线下那样完美流畅。
“即时”协调
联合国口译员通常在一个口译厢中两人或叁人一组配合工作。如今，他们各自在家工作。
张女士说：“在常规情况下，叁人小组的协调会很顺利。但是，在虚拟环境中，我们看不到彼此。”
奥尔洛夫先生补充：“在家里做口译是一项全新的技能，需要我们逐步掌握和培养。”
德尔加多先生指出：“在家工作大大降低了口译过程的可视化，阻碍了与口译搭档即时的眼神交流。”
伊亚德女士解释说，如果是在现场，一位口译员在翻译的时候，另一位可以帮助处理文件和陈述。换人做翻译的时候，他们会用眼神交流或打某种手势。如果正在翻译的同事漏了一个数字或一个术语，其他人可以在纸上写下来给这位同事看。她说：“如今这种分散的工作模式妨碍了我们的团队合作。”
皮克尔斯先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口译是一种团队工作，口译搭档彼此间十分依赖。”
张女士还说，尽管面临着这些挑战，但六支语文组已经研究出彼此进行交流的方式，例如，通过使用群聊或应用程序来确定轮换顺序（谁第一个、第二个和第叁个做翻译），以及在突然断开连接的情况下如何替换同事。
不过，德尔加多先生指出，由于家里隔音差，网络不稳定，音频或视频来源质量也不稳定，“在家里尽力营造有利于口译的环境，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口译员不能单打独斗，需要与会议干事、音响技术员、所服务的委员会和机构的秘书处人员合作，有时也要与代表一起工作。
张女士表示：“远程口译大大增加了团队协作的难度。”她指出，口译员在语文组之外进行协调是仍需克服的挑战。
多任务处理和健康危害
以往在线下做同传时，联合国会议干事会给口译员提供书面陈述的副本。而现在，口译员为了跟进会议进程，需要监测多个屏幕，不仅要查看议程、确认发言人信息并在线访问陈述，同时还得密切关注奥丑补迟蝉础辫辫上的消息。旺德冈女士说：“这确实需要同时处理多项任务。”
这种新的口译模式还可能给口译员带来意外的健康危害，例如听力受损加快。远程口译给口译员带来更多压力，他们必须同时专注于好几件事，包括交接、查看群聊中的消息以及确保交接过程中麦克风的开闭状态等。
尽管如此，远程口译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德尔加多先生说：“目前，远程口译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过，这很快将成为提供会议口译服务的成熟模式。”
合署办公模式
除了在家办公，口译员也在演练合署办公，即在大多数与会者虚拟参会的情况下，口译员在联合国总部的同传厢进行翻译。
伊亚德女士说：“在2019冠状病毒病暴发前的几个月里，我们考虑过远程口译的模式。不过，当时考虑的会议场景是，口译员在联合国总部的口译厢里为远程会议做翻译。”
目前，口译员在5月28日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活动和6月26日纪念《联合国宪章》签署75周年的会议上测试过这种工作模式。为了保持物理距离，每个口译厢里只能坐一位口译员。
7月10日，在虚拟的高级别政治论坛上大规模测试了“合署办公”和“居家办公”这两种模式的组合。
新常态
疫情给口译员的工作带来了干扰，但值得庆幸的是，口译员制订了业务连续性计划，采用新的模式来应对不同的场景。
皮克尔斯先生说：“等疫情过去，我们也掌握了远程口译这种新技能，将来要是再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远程口译有助于业务连续性。”
在封城期间及解封之后，口译服务的需求量有所下降。尽管如此，口译员一直在利用闲余时间打磨自己的技能，并在新的口译平台上参加培训课程。
张女士说：“在此期间，我们还做了一些以往大家没有时间一起做的背景工作，我们建立了按主题分类的词汇表，还整理了客户对那些在联合国讨论的重大问题的立场。”
采用远程口译后，口译员前往总部以外的地方参加会议和活动的公务差旅可能会减少。
伊亚德女士说：“这让我感到难过，我之所以喜欢这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机会走出口译厢，前往不同的城市参加会议，认识不同的人，见见在其他工作地点和特派团工作的同事。”
尽管口译员的工作追求机械般的精确度，但他们始终不是机器，而是有感情的人。奥尔洛夫先生说：“在家工作让我觉得很孤独。”他盼着早日回到自己的口译厢。
